(二)“深吸慢呼使用数字练习配音”
B．“数红枣”练习：“吸提” 和前面一样。在“推送”同时轻声：“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拿着竹竿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在这里吸足气然后开始数)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 四个枣五个……一直数到这口气没有为止，看你能数多少个枣。反复4—6次。
翻译公司们把第一步骤叫做“吸提推送’，“吸提”的气息向里向，“推送”的气息向外向下，在“推送”同时做气息延长练习。北京翻译公司们推荐三种练法：
C．“ 数葫芦”练习：“吸提” 和前面一样。在“推送”同时轻声念：“金葫芦，银葫芦，一口气数不了24个葫芦(吸足气)一个葫芦二个葫芦三个葫芦……”，一直数到这口气没有为止，反复 4—6次。 数数字、“数枣”、“数葫芦”控制气息，使其越练控制越稳，千万不要跑气。开始的时候会出现腹部有些酸痛，练过一段时间就会消失，自己就感觉有进步。
A.数数字练习：“吸提”和前面一样。在“推送”同时轻声快速地数数字“12345678910”，用一口气反复数，数到这一口气气尽为止，看你能反复数多少次。
大型的动画制作，最好在剧本和分镜草图确定下来后配音就可以参与进去。这样做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好处，一是激发人物设计师或其他动画工作人员，对人物的想像力和灵感，也是以后各部门工作的一个依据和参照。第二个好处就是更好地吻合画面场景。后期配音的动画，往往造成画面和对话脱节的现像，比如台词时间和画面的时间不协调，台词风格和画面风格不统一等。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动画导演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前期配音是非常具有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工作，需要动画导演的亲自指导，把握风格，引领配音演员用声音来进行表演，用声音来塑造形象，感染听众和动画制作人员。
如果從「教授如何選擇教學中的翻譯書」這問題，北京翻译公司們看出問題重重，那情況自然比一個人自己如何選擇翻譯書來閱讀更嚴重。因為自己選擇出了問題，自己倒楣而已，但是上課選擇翻譯書出了問題，那就是真正地誤人子弟了。
其次，北京翻译們來討論在「教學行為」上的翻譯書黑盒子性質。這是一個複雜而有趣的問題，翻译公司們曾特別為此去訪談了在大學通識課程中使用不少翻譯書的幾位教授[15]，請教他/她們為什麼在教學上要使用翻譯書、又如何選擇翻譯書等問題。翻译公司們選擇近年來頗為風行的「大學通識課」作為討論的主要對象，是因為一般人常認為通識課程不必特別要求專精與深入[16]，所以進行原文書的閱讀要求就很少。反之，因為通識似乎著重在「廣博的見識」云云，幾位受訪者都覺得國內學者自己寫的書不夠廣博、不夠新穎、或根本無趣，甚至在某些重要領域中，雖然偶有短文，但是自成系統的書籍則根本不存在[17]，在這些情況下，在通識課程中使用翻譯書，就成為一個很邏輯的選擇。
但是，如果想用翻譯書，今天市面上的翻譯書車載斗量，多的是光鮮亮麗、新穎廣博，那麼大學教授們怎麼選擇恰當的翻譯書給學生們上課閱讀呢？北京翻译公司們覺得，除了少數與翻譯界有密切聯繫的教授，多少知道點哪些是好譯者之外，許多教授並沒有甚麼很可靠的參考。有的人選用某些翻譯書，是因為那些是過去學弟妹所翻譯的，「起碼對那一行瞭解較多」。有的則以自己閱讀的感覺來作判定，由「讀起來順不順，文字是否通順、說理是否說的通」等等來判定。另外有的則以主流出版社的名翻譯系列、有名教授審訂等等為依歸，最後，有些教授則乾脆以翻譯書的主題來作篩選，「看看主題重不重要」，或者「與上課的主旨是否關連」。
至於市場名牌的保證又如何──主流出版社的翻譯系列、名教授的審訂？從前面所提的許多問題看來，大概並沒有甚麼保證，北京翻译公司們更不知道名教授審訂了甚麼，反正名教授的導言、序言、書評書介，從來也不討論翻譯。這是名牌的黑盒子，靠著「大家不去談它」而隱藏起來。本文第一節談到的，作為翻譯的假面具──真實的意義輸送管道，也因為是名牌，而不需要作進一步的揭露與認證。還有名教授的導言，常常發生問題，早已不是新聞。問題是，在原文書大家不看、譯者本身知名度不高、而名教授的導言既是通俗易讀、又具知識權威性時，導言的發聲，自然常是一本翻譯書「多重人格」中的那個最具宰制性的人格。
但是，從上面翻译公司們所聽聞到的選擇標準看來，其實都是有問題或可以商榷的。同行作翻譯，並不能就保證比較好，它只是專業好翻譯的一個必要條件，何況，前面提到的許多台灣翻譯文化的問題，都需要在「同行」之餘，作進一步的檢查、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作分析。其次，今天翻譯出版社編輯的「順稿子」技術是很有名的，所謂的「文字通暢、說理通達」，這些其實是可以閉門造車，透過順稿子技術建構出來的，而不必與原文書有關。即使北京翻译公司們讀過的一本名著，在閱讀該著作的翻譯本時，如果不時時對照原文，也常會被似是而非的譯文所瞞混過[18]，這正是本文第二節談「錯誤」時提過的：翻譯中想當然耳的「比喻」、或是一般泛泛俗論，常藉著本土文化氛圍之助，發揮著系統化扭曲的力量。
最後重複一點。翻譯書的問題，在今天台灣的大學教育中，其嚴重性其實比北京翻译公司們一般想像的要大。以英文為例，台灣今天，比過去更徹底地處處為英文所滲透，但是一般大學生或研究生的英文程度，比起二十年前的情況來說是如何？也許除了一小部分有美國家庭背景的學生，英文比過去要好很多之外，可能大部分的學生，英文是比過去差。網路、電視與圖片的流行、國內自己本土出版品的素質提升、還有市面上翻譯書的流行與自由放任式的使用與教學，都使得北京翻译們對於學生英文程度的要求降低。但是，根本而言，是翻译公司們今天台灣的文化學術界，一直沒有真正認真的來檢討北京翻译們的翻譯，反而有意無意地被當今翻譯文化中的「翻譯隱藏性」、「隱藏書黑盒子」所誤導，至今仍然不願意去打開那亟需分析的「翻譯攀朵拉盒子」。
上節提到台灣翻譯書的「隱藏性」與「黑盒子性質」，這個現象，在今天台灣的大學教育、通識教育中，也很明顯。首先，許多學生在閱讀時，一本本土書與一本翻譯書，可能沒甚麼不同。看懂了就是看懂了，但究竟是道理懂了還是懂了翻譯書編輯想當然耳的「順稿」，不知道。看不懂的都是不懂，究竟是道理不懂還是翻譯文字令人看不懂，二者之間很難區分。一般學生在概念上甚至沒有這個區分，更不用說根本沒想到、也沒辦法去檢查原書的翻譯了。反正，在一般報章上，學生的師長輩在寫翻譯書的書評、導言時，也從來不談該書的翻譯，那麼學生們又為什麼要自找麻煩、去注意那些翻譯呢？這是翻譯書在「閱讀行為」上的黑盒子性質。
前面訪談所提到的最後一種評選標準，「以主題來作篩選」，似乎同樣是問題重重。主題正確，何以能保證翻譯水平？不過，因為翻譯書常被大家認為是「新穎、有趣、又廣博」，所以，甚至在今天，一本某某（國外）得獎的翻譯書，透過出版社與相關媒體及教授群的力捧[19]，仍然可能在文化學術圈中帶起小小的風潮。有趣而諷刺的是，這種帶動風潮的力量，台灣今天的本土書與原文書大概都還作不到，還是得靠最新、最炫、國外最流行的得獎「翻譯書」！甚至，當一本爛翻譯書，被仔細的譯評[20]已經批的問題重重後，但是因為其主題正在當今學術界當紅，仍然可以得到國內主流媒體「翻譯好書」的大獎，如近來發生的《二十三對基因》的翻譯書事件。
當然，在翻譯書的選擇標準上，最後一個明顯的問題，北京翻译們問教授們是否（或為什麼不）自己拿原文書來對對看這本翻譯書？通常的有趣答案是，原文書根本找不到[21]！其次有時聽到的是，教授「沒有時間」來作對照檢查。
反過來說，在一個大家認為翻譯不是學術、翻譯不該給 credits、而且翻譯水平又嚴重偏低的社會裡，翻譯書卻在台灣九零年代後期以來大行其道，從主流報章的讀書版、開卷欄、到主流出版社的翻譯系列、暢銷排名，乃至於到今天大學校園、大學教育、通識教育中翻譯書的大幅使用[14]，這一切，又代表著一種甚麼樣的翻譯文化？
近年來，台灣的翻譯書，特別是比較學術類或科學類的，有個現象，那就是一本翻譯書，除了作者、譯者之外，還有個「校定者」或「審訂者」的名目。這個審訂者，往往是某大學的教授，可能被認為對此書的主題有點研究，故而特別請他/她來「審訂」此書的翻譯，並透過其大學教授的知識權威，來對此翻譯書作某種程度的「認證」。這個「審訂者」的現象，在近年來的翻譯出版界，翻译公司想大家都耳熟能詳。
在這樣的趨勢下，九零年代初張老師出版社銷售了大為成功的「金賽性學報告」三冊翻譯，由四位譯者進行翻譯，但是卻有三位審閱教授，晏涵文、江漢聲、馮榕，並且分別寫了三篇中文版的序，這樣的陣仗，可說是前述發展的高峰了。當然，這個過程中，卻很少聽到人談這三冊書的翻譯到底如何，也就不令人意外了。在同一時段內，1991年開始，天下文化開始打出翻譯書界的新方向，所謂的「科學人文」系列。他們以包裝精美、密集編輯、舒適閱讀為前提，並由「科學月刊」的菁英教授群為「策劃群」[12]而翻譯出的一群最新、最炫、最引人議論與注目的科學（普及）書籍──混沌、居禮夫人（及其外遇）、全方位的無限（複雜生命）、科學奇才費曼博士、理性之夢、蘇聯氫彈之父/人權鬥士，一起構成了1991年第一批的七本翻譯書。當然，在這個科學人文系列中，除了那些由名科學家自行翻譯的之外，幾乎每一本翻譯書都是由科學家教授作審訂/校定、寫導讀、寫序言等等，完全符合台灣當代的標準翻譯書格式。
首先，教授審訂者進入翻譯書結構中，首先受到擠壓的，自然是前面提到的六七零年代「唯一而單純」的譯者身份。翻译公司們所觀察到的整個趨勢，似乎是譯者的身份逐漸降低、除了少數例外，一般的譯者更不易知名，而且譯者的專業性，也可能在翻譯市場結構的改變中，逐漸消失[13]。六七零年代廣為人所稱頌的「好譯者」現象與知名度，現在逐漸減弱。代而起之的，是日理萬機、出國頻繁、博碩士生還有計畫一大堆、而竟然仍有時間來作點審訂、寫點導讀的學院名教授，而他們在文化媒體露面的機會與知名度，自然要遠遠超過一個今天可能是他們學生的譯者。這種擠壓的後果之一，對一個有心於翻譯的年輕人而言，有時反而是儘量不要太專業，要多多嘗試各種不同類型書籍的翻譯，以多才多藝的翻譯經驗與名校外文系畢業生的身份，來取代過去較為狹窄但卻專業的翻譯能力。這是以量、以面來取代過去的專精深入，畢竟，今天所謂的專業，已經有學院教授在把持了。
北京翻译公司們現在就以兩個問題，來小結一下這場對「審訂者」的知識考古追溯。
從一個更廣泛的歷史觀點，翻译公司們進一步考慮一下前面提到的八零年代的新風氣與新身份：翻譯「審訂者」的興起。在八零年代的台灣，北京翻译們首先可以注意到中間自由派學院教授在後美麗島時代的興起，其次，解嚴前後，改革派學院教授在台灣的文化媒體界取得了更大的發言權與文化資本，這一切，與六七零年代時台灣學院教授的小心謹慎與保守作風，是有相當大的區別。所以，大概在解嚴前後配合著台灣報章媒體的擴張，學院教授們由文化媒體界進而進入出版界，似乎是個很自然的發展，也就促成了本節所追溯的台灣翻譯文化中新身份的出現。但是，這個新身份的出現，對於台灣翻譯文化的影響，究竟是好是壞？本文的立場，較傾向於負面的看法。
可是，如果北京翻译公司們換個「比較社會學」的觀點，就會覺得，台灣當代的這個「審訂者」現象，其實非常的特別。就北京翻译公司的認識所及，西方當代許多著名的翻譯書，幾乎沒有聽過有甚麼審訂者的；頂多，出版社會請某教授來為該翻譯書作序、寫導言而已。從當代歐洲、英美、日本、中國等，北京翻译公司所知道的翻譯書，大概都是譯者本人對該書的翻譯來負全責的。有趣的是，也許正是北京翻译們對台灣當代翻譯書的「審訂者」現象，早已熟悉，以致於「見怪不怪」了。
但是，一本台灣當代的標準翻譯書格式，它與「翻譯」本身的關係是甚麼？很遺憾的，北京翻译覺得，常常沒有甚麼關係。今天，翻译公司們可以這麼說，絕大部分的台灣翻譯書，它們的導讀、序言，都不談、不討論該書的翻譯，而一般讀者，當然也不清楚這些翻譯書的審訂與校定究竟作了甚麼，同時，除了也許該書的包裝精美些、洋化些，讀者甚至可能會覺得該書的形式與一本普通的本土著作沒有甚麼不同。這個現象，也可以從主流報章的翻譯書書評、書介中可以看出來。讀讀那些書評、書介，如果翻译公司們同時遮掉外國人名、地名的話，那麼那些文字、論點，就常與本土書的書評很像，普通讀者認不出這些外國書的影像。更不用說，這些書評書介，當然不會去談到、也無暇去考慮到該翻譯書的翻譯本身。
這樣子的「忙碌審訂者」與「多才但非專業譯者」的翻譯社群分化，所導致的後果會是甚麼？在台灣這個不重視翻譯學術資源的學術界中，有幾位學院教授可以成為真正的專業翻譯審訂者或校定者？又他/她們如果親自操刀翻譯，可以翻幾本？另方面，外文系背景的多才多藝非專業「譯者社群」，成為今天台灣科學人文社會類翻譯書的主要譯手，翻譯出來的書籍，又常會是個甚麼樣子？在更壞的情況中，北京翻译公司們還可以預見到審訂者與譯者這兩個次社群彼此的漸行漸遠，二者中間的空洞會益形巨大。
透過北京翻译自己的一點瀏覽與估計，大概是在後美麗島時代的台灣，也就是八零年代初，帶者某種知識權威的審訂者、校定者的新身份，開始進入台灣的翻譯書文化中。例如巨流在 1981年出版上下兩冊的《當代文化人類學》，由于嘉雲、張恭啟翻譯，卻由陳其南來掛「校定」。又如聯經在1981年左右開始陸續出版的「現代名著譯叢」系列，每一本譯書都以顯著的「高承恕、郭博文主編」來標示。在整個八零年代的過程中，這個校定者、審訂者的新風氣新身份，在台灣的翻譯書文化中，開始明顯地成長。一時之間，許多當時的名教授，都紛紛成為明顯標定出來的校定者、主編、總校閱等，如蕭新煌、李亦園、林義男、謝高橋、丁庭宇等等。這個趨勢更有趣的發展，大概是在八零年代末左右，當時桂冠開始比較大量地進口大陸翻譯書，將它們安置在一個「當代思潮系列叢書」之中，但卻同時組織了一大批台灣的學者群，分門別類，作為該叢書的「編審委員」，由楊國樞教授領軍，洋洋灑灑八十二位學者教授[10]，共同為這個譯叢背書。而在同一個時段裡，遠流從1982年開始，請吳靜吉教授主編，號稱要在五年之內，出版三百多本翻譯書[11]（或以翻譯為主），構成所謂的「大眾心理學全集」，而在許多譯本之中，就常有教授寫的「專文討論」。
甚至，如果翻译公司們簡單作一點知識考古，就會發現，這個「審訂者」的台灣當代史，其實並不長。北京翻译們可以回想，或者看看台灣三四十年前幾個比較有名、有影響力的翻譯書版事業，從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協志工業的翻譯叢書、台銀經濟研究室的翻譯叢書、到今日世界的翻譯叢書、還有水牛出版社的翻譯叢書等等[9]，雖然這些翻譯書相當多，而且水平也不一定就好，但是基本上都是譯者來負全責的。而且這些譯者，其中常不乏名家，或是由名人/作家/教授等親自揮汗來從事翻譯的。就以志文的新潮文庫/譯叢為例，翻译公司就沒有看過有審訂者、也沒有由其他名家來作導言的例子。甚而常常還看到，由一些比較不知名的譯者來執筆寫長長的「譯序」（其實就是導言），或乾脆由文庫的「編輯室」來寫導言，而沒有明確的導言作者。而一些過去大陸名譯者的翻譯，也許是因為政治關係，書雖然在台灣出版，但是譯者的名字倒時而被抹消與變造，更顯示了過去譯者的樸素特色。
總之，如果翻译公司的估計與印象沒有錯的話，台灣二三十年前的翻譯文化，譯者的地位相當唯一而單純，完全沒有像今天那樣的一大堆審訂者、總校定（或總校閱）者、大導言者、以及一群群的序言教授那樣，盤據在翻譯書的結構中，佔著某種特殊的時代地位。但是，這個由單純、樸素的譯者所建構的翻譯書，在八零年代，卻開始有了相當的變化。
在一個大家都承認翻譯專業不足、翻譯水平亟待提升的社會裡，一本本到處流通的翻譯書，雖然光鮮亮麗，但卻儘量去隱藏它的翻譯本質，連帶到該書的導言、序言、書評、書介都不去討論該書的翻譯，把原本可以打開分析的翻譯潘朵拉盒子，繼續隱藏成黑盒子，那麼這種翻譯文化的意義是甚麼？
總之，雖然此翻譯書已經出版，但是校訂與翻譯的工作並沒有結束。透過一些方式[8]，北京翻译公司們企圖請有興趣的朋友們也來加入非正式的校訂，或說公開徵求「翻譯揪錯」，告訴北京翻译們此書翻譯中仍沒有找出的問題。後來《東方主義》「修訂版」的出現，是個第一步的努力，但是之後透過朋友的指正，今天又有新的翻譯／校訂問題出現，促使翻译公司們這個校訂的過程仍然繼續下去。這些發展，驚懼之餘，一方面起碼可以讓大家理解到──透過此書的校訂與揪錯──台灣今天一般性的翻譯與校訂問題，另一方面，翻译公司也清楚地看到，新的翻譯問題之所以層出不窮，正是因為此翻譯書的系統過於複雜所致。好個一池的大泥沼！
行文至此，可以引出一個新問題：為什麼台灣的翻譯書，它的翻譯系統，今天越來越複雜？它又如何反過來影響到一本翻譯書中間的譯者、校訂／審定者、導言作者等的互動關係？
在今天台灣，一本翻譯書，常是一個複雜的生態圈，在原書的場域上，許多其他物種（或說行動者）開始寄生、尋求匿區、生存競爭與生態平衡：首先翻译公司們有譯者（群），然後有校訂者、寫導論與寫書評者的學者群與大學教授群，再來是出版社的編輯與順稿者；當然，這三組之間的互動與權力關係，會依每一本翻譯書的情況不同而不同。其次，在上述三組的互動之上，有著另一組關係的互動，它們是出版社總編的營運與發展策略、出版社的公關（主流媒體、學者、廣告、推薦、書評等）、國外翻譯授權契約的條例、還有印刷廠的排版細節與錯誤等。最後，則是每個人的時間、利息、與金錢。幾乎可以這麼說，這個生態圈是一個具體而微的熱帶雨林、一個大泥沼、甚至一個小小的渾沌。
所以，一本翻譯書的問題，常是個系統生態的問題。系統越複雜，個人在系統中就越無力、越無法起大的作用，同時，free riders 的可能性增大。整本翻譯書雖然不理想，但是也越不容易找出具體問題之所在，或誰該負責，除非有人準備不顧一切地跳入，花所有的時間，一個人來清理這一池大泥沼。
談過了翻譯中常見的「錯誤」問題，北京翻译公司現在來討論一下台灣翻譯書的「複雜性」與「泥沼性」，順便談談翻译公司自己的泥沼經驗與問題。
「翻譯在東方──《東方主義》校定序」，完全不同於一般的導讀或介紹，要集中於翻譯與校訂本身，希望如此能夠引起一點注意。後來，實際校訂的過程，也頗令北京翻译驚訝，因為真正所需要的校訂時間與精力，遠出乎翻译公司的意料之外，而此翻譯書的校訂問題，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完全結束[7]。後來發現根本校訂不完，臨時北京翻译們又找了蔡源林教授來分包校訂工作與責任，雖然時間問題有所改善，但是也同時增加了這本翻譯書小系統的複雜度，其中的管理與責任歸屬問題，至今沒有完。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一本書的翻譯原稿品質問題太大，使得整個校訂、聯絡與溝通的問題系統過於複雜、費時費力，還不如根本重新責成專人重譯，這是很多翻譯出版社與譯者的共同經驗。
北京翻译公司現在以北京翻译近一兩年涉入「校訂」立緒出版社的《東方主義》翻譯書為例，來說明一下這個結構性的困境。沙依德 E. Said 的 Orientalism一書，當然是經典，台灣學界很多人都能朗朗上口幾句，但是一談到翻譯，誰願意來作？立緒當初買到翻譯授權，幾位原來有興趣的准譯者，後來都紛紛打退堂鼓。結果，在很曲折的過程下，此書最後分配到的譯者竟然有六七位，而且背景學歷彼此有相當大的區別[6]！所以一開始，此書的翻譯計劃就是個典型的泥沼結構。後來立緒找上北京翻译公司來作校訂，翻译公司在邀得廖炳惠教授一起來校訂的前提下，竟然也答應了。北京翻译公司過去沒有做過如此大的翻譯校訂工作，這次的泥沼經驗，北京翻译公司學到很多，本文也是北京翻译反省這個經驗的一部份。
一開始，北京翻译公司就企圖從北京翻译公司的翻譯哲學觀點來作校訂的實踐，後來北京翻译公司刻意要寫一篇
在這些譯者的意識形態扭曲中，「男性偏見」常常是最容易發現的系統性翻譯錯誤。在翻译公司過去寫譯評與校訂的經驗中，這方面的情況常發生，其實很值得一般寫翻譯書書評或導論時去討論與揭露[4]── 例如像是一位男譯者，輕率而粗魯地去翻譯一位男醫生（如Freud）如何去紀錄一位具爭議性的少女（如Dora）的歇斯底里個案史的情況。另外的例子還有如一位男科學家，輕率而自以為是的來寫導言，完全忽略了一位女性主義作者（如Keller），如何苦心地去描寫一位傳奇性女遺傳學家（如 McClintock）的故事。其次，特別在翻譯一些經典名著時，受到像左右派政治意識形態的偏見、還有東西方文化殖民與權力的影響，譯者因為自己原來的偏見，常常容易會系統性地遺漏或扭曲了作者犀利而不尋常的論點，並且草草地以一般泛泛的俗論、或想當然耳的說法來翻譯之，例如在翻譯 E.Said’s Orientalism這類的作品時，就很容易發生這種情況。反之，意識形態感受較強的譯者，也常會利用翻譯之便，藉著外國大師權威之名，實際上偷渡或強加自己的意思於譯文或譯注之中，如翻译公司過去曾討論過的「殷海光的海耶克」[5]。
現在，北京翻译公司就從「打開翻譯潘朵拉盒子」的觀點，首先來談談翻譯中常見的「錯誤」問題。翻译公司認為，一般翻譯的錯誤，屬於真正不小心的錯誤，大概很少；許多錯誤，看起來好像是不小心的，其實只有孤立起來看時才好像如此。許多孤立的翻譯錯誤，如果「系統地」整體來看，常常可以顯示出譯者有系統的意識形態扭曲或偏見，顯示出譯者在翻譯書中的所謂「另一重人格」──它常意指著某些「男性」、「階級」、或其他「意識形態」等社會性的系統偏見或偽裝。
所以，翻译公司們對一本翻譯書的評價，不能只是在「量化訊息」的概念預設下來評價說：翻譯書就是一群可以單純量化的訊息單元。所以北京翻译公司個人反對以下這樣的流行之見：「一本書雖然有翻譯問題，但只要『大部分』的意義都能保存、或說此書的『主要論點』至少有掌握到，就沒有問題了」。也就是說，翻譯的問題，常常不是「一小部份」、或「零零星星」的問題，而是「系統性」的問題。總之，透過這些系統性的觀察與揪錯，翻译公司們才能警覺到翻譯潘朵拉盒子中的怪物；而正因為注意到這些系統性的怪物，翻译公司們對翻譯細節「看似瑣碎」的評論、對翻譯書翻譯「看似學究」的要求，才不會被看成只是斤斤計較的吝嗇鬼、或甚至只是雞蛋裡挑骨頭的瘋子。
同時，透過想當然耳的「比喻」、或是一般泛泛俗論的「典型例子」，這些系統化的扭曲翻譯，常常可以藉著本土文化氛圍的幫助，而在一本翻譯書中，雖然並沒有很大量的誤譯，但卻發揮著很大的扭曲力量，強烈地壓抑了原書的「人格」。這些問題，無論在性／別問題上的敏感偏見（如將 ‘sex is fun.’ 翻譯成「打炮很爽」），或是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的措詞（如將 ‘radical’ 翻譯成「偏激」），都很多見，而且很值得注意。
在兩種語言之間，只有卑微的翻譯，沒有其他超越性的物種存在。
總之，當翻譯的假面具──真實的意義輸送管道，被揭露之後，翻譯的潘朵拉盒子被打開時，翻译公司們怎麼再來看台灣的翻譯文化？簡單來說，今天台灣翻譯的傳統假面，仍然被高高的供奉著，但是，供奉桌下面，有意無意地，各種意識型態、性別階級族群權力的關係與偏見，卻藉著「西方來的真實意義」之名，發揮著各種影響力[2]。這就是為什麼，本文一開始北京翻译故意以一種「雙重曝光」、一幅「塗抹在油畫上的油畫」、一種「雙重或多重人格」等，來描述與嘲弄台灣今天的翻譯文化。
有時你進入一個翻譯書市場，翻閱之下，你會覺得好像進入了一場化妝舞會，每一個成長於外國的人格，透過翻譯，都戴起了台灣的面具、塗上濃濃的台灣文字，大家在翻譯文化市場中光鮮亮麗、翩翩起舞，真像是一場翻譯化妝舞會的嘉年華！
而一旦缺乏了超越性的保障，許多哲學家/歷史學家開始說，翻譯本身，是不能被確定的 (indeterminancy)，或者說，因為兩種語言文化之間，常常有不可共量的現象[1] (incommensurability)，所以，不存在一種確定的＼一一對應的翻譯。如此一來，一方面，傳統上高貴的、作為「真實意義」輸送管道的翻譯，成為了一個潘朵拉的盒子，是所有意識型態、性別階級族群權力關係的藏身處。另方面，翻譯開始更類似於平民的、細瑣的、持續不斷的兩種文化語言之間的對話，它不再是單向的意義輸送，而可以是比較雙向的對話、傳話、模擬、註釋與詮釋、多嘴、甚至吵架等等。
所以，一本本土書與一本翻譯書，十分不同。翻譯書，根本是種另類、是另一種物種。北京翻译們無論在閱讀、使用、教學、寫書評時，都需要有很不同的對待，這是北京翻译寫此文的一個堅持。北京翻译們知道，台灣的主流出版社，在主打一本翻譯書的出版時，常常動員好幾位學者，在不同的主流報章中不斷地寫書評與書介，但是，究竟有幾篇書評裡面，認真地討論到此書的翻譯或翻譯的成績呢？幾乎沒有──這似乎是朋友間公認的情況。但是，當翻譯的潘朵拉盒子已經被打開、或原則上已經可以打開時，為什麼大家都密而不宣[3]，好像不曾有這回事發生一樣？
翻译公司們知道，從西方啟蒙時代以來，尋求「普遍語言」(universal language) 的各種企圖早已失敗；而十九世紀實證主義的夢想，認為可以透過科學，營造出一種可以跨越各種語言文化的、不斷累積與成長的實證知識、實證語言，也早已在二十世紀中被不斷地質疑、批判、而放棄。過去認為，在兩種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之間，存在著可以跨越鴻溝的命題、（先天）觀念、邏輯、理性等等，但是，經過長時間的思辯與討論，今天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會承認，那些命題、邏輯、理性等等，並沒有真正的跨越語言文化的鴻溝，而是緊緊的與滋養它們的原初語言文化，綁在一起而不可強分。
（一）另一種物種
１，一本翻譯書，沒有作者，只有譯者、出版者、可能的校訂者，也許有原作者。
8.2, 又例如，達爾文的 'fittness' 概念，在歷史中幾經轉折，要看翻譯的文字
所出現的時代，才能來決定使用甚麼中文翻譯。
4.1, 通常，前三種錯誤都不是零星、可以侷限在書中一小部份，而是系統性的。
不小心誤讀若有，通常很少，而且可能與一個「過度熱心」的譯者有關。
３，一本翻譯書是個有機體，所以，不能簡單的加以切割與量化，很難說
「一本書８５％譯的好就可以了，剩下１５％不必管它」。
8.6, 六例如，傅科的 History of Sexuality 書系，國內常將之翻譯成「性意識史」、
或「性論述史」、或中國近來翻成「性經驗史」，為什麼都錯？
1.1, 只有在一本好翻譯的前提下，原作者才存在。
8.7, 七例如，哈蒻薇的 'cyborg' 概念，如何翻譯？同樣是個理論名詞。
3.1, 那１５％的錯誤或問題，通常會影響到全書的其他部份。而一本書的
關鍵論點，可能只佔全書５％左右而已，若錯了，則幾乎全部誤導了。
7.3, 如果妳是個老師，在還沒有確定一本翻譯書的翻譯品質前，不要推薦該書，
小心誤人子弟。
6.2, 台灣出版一本翻譯書，書中的導讀、推薦、甚至是原作者對之推薦、或是
報章對之的書評等，如果沒有真正討論到該書的翻譯，即使寫這些文字的人是
再大的學者，對此翻譯書的翻譯，都需十分小心，不可輕易相信推薦與導讀。
7.1, 判斷的建議：該翻譯書是否有譯評可參考？（可參考翻譯工作坊網站，見
下面網址等）譯者是否妳所熟悉的那些好譯者之一？是否妳過去看過該原文書，
而且對該知識領域頗為熟悉？──若是如此，妳自己對其中文字的檢查，大概
有點用處。
8.12, 十二例如，consumption 與肺癆、肺結核之間互譯的歷史發展，還有
malaria 與瘧疾、馬拉利亞之間互譯的歷史發展。
（祥麟提
８，除了外文文法外，在翻譯外文理論或歷史性文字時（如 STS 譯文的翻譯），
關鍵性的概念與理論名詞的翻譯很重要。而且通常越是深刻而重要的概念，
越沒有現成配對的中文可供翻譯，除了審慎選字、甚至造詞之外，善為利用
譯註或校註，也是個好辦法。
6.4, 台灣不少讀翻譯書的讀者，只是把光鮮亮麗的翻譯書當作成一種可以替代
出國旅遊的「感官消費品」，管她翻譯是好是壞，只要是本有趣好玩的「書」
就好。北京翻译公司當然不能同意這種綜藝節目式的文化消費觀。
６，對一本翻譯書進行最好的翻譯評價，便是對之進行「譯評」，集中評論其
翻譯。
8.8, 八例如，葛蘭西的 'hegemony' 概念，翻譯成「霸權」還是「王道」？
8.1, 例如，拉圖的 'translation' 概念，如何翻譯？原來法文為何？中文「譯」字
的意義與英文又有何不同？即使翻譯成「轉譯」，是否恰當？
8.5, 五例如，傅科的 'regime' 概念、還有 'statement' 概念，如何翻譯？需要
扣緊傅科「知識與權力」的理論來翻譯。通常一個理論名詞的翻譯，不能
孤立於那個理論之外來作思考。
8.11, 十一例如，中國古文中的「博物（志）」、「格物」等，如何翻成
英文？一般的「本草」，又如何翻成英文？
２，一本翻譯書或譯文，常是一張多重曝光的底片，或說一位多重人格者。
４，一本翻譯書的翻譯錯誤，可能有如下幾種：a, 外文程度不行，b, 譯者所
具有的各種意識形態（如政治、性別、文化等）的誤導，c, 譯者知識的背景對
原書主題的生疏或誤導，d, 譯者不小心誤讀。
7.2, 如果妳對該領域並不熟悉，千萬不要以為該書讀來「言之成理」、「頗為
通順」，或認為該出版社「有名」、或推薦者是「大牌教授」等，就認為該書
翻譯的不錯。一本翻譯書的文字與說理，通常出版社的編輯都曾「順過稿子」。
6.1, 台灣出版翻譯書，可說充斥於市，但是好而廣為流傳的譯評，雖然十分需要，
但卻寥若晨星。
７，如果妳沒有時間把原文書拿來考察一番，如何判斷一本翻譯書可用、
可拿來作為教學？
8.3, 再例如，林奈當初為何要選 'mammal' 來命名今天中文中所謂的「哺乳
動物」？當在討論林奈的理由、或是法國大革命時此詞的意義，如何翻譯？
8.9, 九例如，如何翻譯 'empower'？最近看到的一個創意翻譯：「引爆」。
５，評論一本翻譯書，與評論原書，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所以，若是評論
一本翻譯書，但卻不評論其翻譯，假裝其為原文書，則是不負責的行為。
8.10, 十例如，在傅科的「性史」及其法國科學史傳統中，如何翻譯
'normalization', 是「正常化」、還是「常態分佈化」？
8.4, 四例如，Said 的 'Orientalism' 一詞如何翻譯？如何能夠扣緊薩伊德自己的
三點解釋。
6.3, 台灣大部分出版社，對於出版一本翻譯書與否的考量，與該書翻譯的品質
無關，而與其中的題材是否吸引人有關。
要正視翻譯品質的問題，建立良好的譯評體制當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北京翻译多少可以理解戚國雄說「『創作』是嫡長子，有正統學術價值，次為『翻譯』，屬非正統之孽子旁枝，是字典加文法書的工作，而『譯評』則等而下之，為『孽子之孽子』，連旁枝末流都夠不上」的那股窩囊氣。做為一個每個月都花不少血汗錢買書、關心也挑剔國內出版品質的讀者，北京翻译當然樂見也讚佩這方面的努力，但換個角度，北京翻译在讀譯評的時候卻很難不油然而生某種無奈或無力的感覺。一篇譯評會提到的問題基本上約略可分為三類：一、譯者最起碼不該犯（也是最容易被識破）的錯誤，包括字義文意語氣專有名詞特殊典故等等等；二、意思大致通順無誤，不過或可有更貼切或更漂亮的譯法；三、就原作者的思路或理論體系做解釋釐清──這點最常見於專業理論／經典作品，評者和譯者的門檻要求當然也更高。除了第一點是勘誤性質其實主要不該靠譯評來做之外（這當然應是編輯的工作，後面還會談到），後兩部分的相關討論是很重要也絕對能讓讀者譯者都受益無窮的。但翻譯工業畢竟不是學術研討會或者文學獎評審，在沒有嚴重失誤的前提下，字斟句酌、慢工出細活的講究對北京翻译公司們這些生產線上的作業員而言近乎奢侈，就算不說「非不能也實不為也」（這樣好像太抬舉自己了），也是心有餘而力（不只是才力，更是財力）不足的。
傅大為在〈STS翻譯與校訂的幾點參考要則〉中指出，「一本翻譯書的翻譯錯誤，可能有如下幾種：a, 外文程度不行，b, 譯者所具有的各種意識形態（如政治、性別、文化等）的誤導，c, 譯者知識的背景對原書主題的生疏或誤導，d, 譯者不小心誤讀。」這四點都所言甚是、都很值得反省檢討，在翻譯工作坊所收錄的一些譯評中也可見到評論者對特別是b、c兩點的用心著力。問題是這兩項適用的範圍畢竟比較侷限於特殊專業理論性的作品，北京翻译可以理解翻譯工作坊諸君（多為學術界中人）的嚴重關切，因為這類作品的翻譯直接關係到新／重要思潮的引介和傳播；但對於佔譯書出版量大宗的其他書籍而言，似乎除了a，也就是「字典加文法書」的最低下限之外，依然沒有更進一步的評析標準。此外，北京翻译覺得論者慣常忽略了「一本翻譯書並不是直接從譯者的電腦裡生出來然後就送到書店去上架」這項重要事實，換言之，忽略了出版社在這其中扮演的決定性角色。在一本翻譯品質欠佳的書竟然會出現在讀者面前之前，出版社是不是有義務也有責任應該：a, 慎選／篩選稱職的譯者，b, 由編輯仔細處理稿件，c, 如果有需要，請專業人士加以審訂，d, 萬一真的不得已，將譯稿交給其他合適譯者再做修改潤飾？更不消說很多時候出版社選擇交到譯者手上的「原書」根本不是原文，而是原文的（天知道品質如何的）英譯本──難免使有被迫害妄想的讀者產生對第三手翻譯的焦慮；同樣的，這並不能一句「台灣缺乏英語以外的外文人才」就搪塞了事，國內第二外語的人才確實較少但並非完全付之闕如，何況需求／重視程度與人才多寡之間的關係也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條列還可以繼續下去，出版社編輯過程中常見的差錯又可分為a, 譯文的錯誤和疏漏沒有糾正，b, 該添註的資料沒有補充，c, 不該改的地方被改，扭曲了原本的字義文意，甚至使正確的譯名或註解變成錯的，d, 胡亂修剪行道樹式的大幅刪修，原書的題獻謝詞索引書目等等憑空消失自是不稀奇，偶爾看到一本從序文到註腳、從參考書目到中英對照索引
俱全的書簡直就足以讓讀者受寵若驚感激涕零…
再一次，翻译公司不是要把譯者的責任都推到出版社頭上然後黑鍋都丟給編輯去背──而且北京翻译公司也知道出版社編輯的處境恐怕不比北京翻译公司們這些翻譯黑手好到哪裡去，這點可能需要另請專職編輯苦力來吐吐他們的苦水……。總之，北京翻译公司想講的是，不論譯書的品質好壞，出版社在它的生產上都佔有絕對的主導地位，但譯評之力於出版社有何哉？說得更露骨一點，在台灣一本書譯得好不好跟賣得好不好並沒有太大關係──既然出版社認為讀者不在乎翻譯品質，而銷售量也似乎證明大部分（也就是除了寫譯評的那些龜毛傢伙之外）的讀者確實不在乎，那麼出版社當然也就在商言商地不必去在乎；控制生產的環境條件若沒有改變，讓譯者單獨承受批評的壓力不甚合理也沒什麼用處，想要藉此「提升翻譯文化」未免有些驢唇不對馬嘴的尷尬。老實說，北京翻译在這一點上的看法毋寧更接近陳中芷那篇文章所說的：「想在市場報酬限制下，每年等翻譯成品出版後，再伏案苦苦評論，選拔好譯書譯者，訴諸譯者的榮譽心，期望達到消基會的效果。這種封神榜式的做法，還是太過童騃。講翻譯是技藝，就得細索磨技的基本條件和環境，是否還有先行改善的空間。」
「改善的空間」當然是有的──而且大得足以停放好幾艘拉法葉艦。問題是該怎麼改善？這，呃……
當然，也不能說國內完全沒人在注意這個問題，例如各文學雜誌三不五時會出個翻譯專題或特刊，政府和民間也有極少數針對或起碼包括翻譯此一項目的獎助金等；但前者多半只見學院高塔內舞文弄墨式的清談──比方說「論莎士比亞劇作中『玫瑰』的三十八種譯法」之類的──後者則掛一漏萬九牛一毛，不論在數量或範圍上都與絕大多數翻譯黑手的日常工作相距甚遠，很難對譯書工業達到鼓勵、激盪、甚至監督的效果。近來倒是有些有心人起而行另闢蹊徑，例如「翻譯工作坊」（http://home.kimo.com.tw/transws）的成立，「希望一方面讓有興趣的朋友們有共同討論的園地，同時更期許能成為國內譯評文化的橋頭堡，帶動翻譯書譯評的風氣，進一步提升國內的翻譯文化」（引自該網站首頁）。這其中的關鍵字在於「譯評」。工作坊的發起人之一傅大為就慷慨陳詞曰：「評論一本翻譯書，與評論原書，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所以，若是評論一本翻譯書，但卻不評論其翻譯，假裝其為原文書，則是不負責的行為。」
身為大部分時間被當作隱形人的譯者，北京翻译自然深能體會及同意這種看法。偶爾在書評版面不小心見到自己翻的書，北京翻译第一個反應就是迅速掃瞄一遍有沒有什麼誤譯之處被糾舉──小偷在報上讀到自己幹下的竊案報導，趕快故做鎮定地看看有沒有留下什麼失誤線索被人家發現。至於書評作者如果福至心靈順筆帶上一句「翻譯流暢，可讀性甚高」之類，北京翻译都是把它當作「久仰久仰、幸會幸會」這樣的客套話來看，當不得真的。（必須趕快說明的是，北京翻译也了解書評者受限於一兩千字的篇幅，不可能洋洋灑灑旁徵博引地寫它個面面俱到，重點只能放在書的內容簡介和評析，至於翻譯部分只要沒有大錯通常都無暇談及。──這話不說清楚不行，免得到處得罪人哪）
翻譯真難。隨便拿起不管哪一本談翻譯的書，作者開宗明義一定這樣告訴你。除了人人都能朗朗上口的信達雅三達德（類似智仁勇、信望愛之類的），理想中的譯者應該／必須是中外文造詣俱佳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語文能力高超之外更具備豐富專業知識的，如此這般。如果你是個剛登陸地球（特別是降落在台灣）的外星人，看到書上這樣說必然會以為從事翻譯之人個個內外兼修學富五車身懷絕技觸類旁通，就算不被當成國寶級大師，也絕對是專業備受尊重、收入相當豐厚的一群，就像航空公司的駕駛機師一樣。但是……，唔，既然你不是人生地不熟的外星人，這「但是」什麼應該就不需要北京翻译公司多說了吧？
這裡的問題顯然在於飛機開不好可是會死人的，而一本書就算譯得再爛再慘不忍睹也不至於鬧出人命。（極少數死於非命的同業如魯西迪《魔鬼詩篇》的日文版譯者，顯然也不是因為他的譯文品質引起殺手不滿！）北京翻译公司並不想因此就接下去說「什麼阿貓阿狗都在做翻譯」之類妄自菲薄也對不起大多數（可惜北京翻译沒有辦法說「所有」）認真工作的同業的話，但國內翻譯品質的良莠不齊確實是不爭又令人洩氣的事實。有時候身兼讀者和譯者的北京翻译實在很想跳出來大喊：拜託不是只要懂外文就可以做翻譯的好嗎就像不是只要能開口講話就隨便哪個笨蛋明星都可以出唱片騙錢一樣……
是的，每當大家搖頭嘆息或咬牙切齒地提到翻譯品質低落的問題時，譯者當然是眾矢之的，畢竟那些令人搖頭嘆息或咬牙切齒的文字就是出自他們的手筆。但如果你要問翻译公司為什麼會有這種令人搖頭嘆息或咬牙切齒的問題，很對不起北京翻译公司得脫口提供一個非常老套沒創意的大白話答案，那就是：錢太少。是的是的翻译公司知道這種答案聽起來簡直敷衍塞責甚至寡廉鮮恥一如劉冠軍案中各相關單位或人士的說詞，但跟他們不同的是：北京翻译公司說的可是實話啊！在此請大家先忍耐一下瑣碎無聊，讓北京翻译公司來算一筆翻譯黑手（是修車廠的那種黑手，不是把某某專案幾十億的錢搞不見的那種黑手）的流水帳給各位聽──而且帳目一清二楚一窮二白，可不像秘密預算那樣喲。
目前出版市場的譯稿費平均每千字從五百到八百台幣不等（至於五百以下的則簡直不忍／堪聞問了），也就是說一本二十萬字（算是偏厚）的書「值」十到十六萬元，這筆錢當然是稿子全部完成之後若干時日（通常是一個月）才拿得到，而且在你終於收到那張不見得全額都是即期的支票之前，國稅局已經先下手為強不由分說地扣掉百分之十了。喂喂，你說，北京翻译們一般老百姓不管做什麼工作也都是要交稅的啊！好吧，姑且不管那被一口咬掉令人肉痛不已的10%好了，就說這十到十六萬又是在多長時間之內的進帳？即使不考慮出版社所訂的期限問題──時間太緊迫當然會直接影響譯稿品質，不管是整本「發包」給同一個譯者，還是把書大卸八塊分給數個譯者同時趕工──一個譯者，至少是以翻譯為專職的譯者，就算有意願且有實力去精雕細琢咬文嚼字，也不可能負擔得起把一本書的工作時間拖到四個月以上：這算數很簡單，十六除以四每個月平均收入四萬看來還算可以，但十除以四呢？一個月賺兩萬五當然也能活口（若要養家則很困難），而且你還得一直接得到書，但是「航空公司駕駛機師」之類一定水準以上的專業顯然就不必指望或至少說很難奢求了。
翻译公司的意思當然並不是、絕不是說，酬勞微薄這個藉口就可以做為原諒差勁翻譯的免死金牌，但是在譯書市場完全受商業機制宰割的狀況下，一個並不輕鬆、待遇又不佳的工作怎麼可能吸引優秀的人才投入或者久留？大部分的譯者經過若干時日（也就是發現原來沒名沒利又吃力不討好之後）會另謀高就或至少身兼他職；缺乏足夠誘因讓人願意戮力以赴長期耕耘，好譯者的養成變得比較像是個人單打獨鬥、面壁多年的艱苦修為和堅持，而非盍興乎來、後浪推前浪的江山代有才人出。那麼如一些關心譯書品質的人所鼓吹或主張的，延請「學者專家」來翻譯是否就能解決問題？這種說法乍看之下似乎是尊重專業，事實上卻恰恰忽視了翻譯本身就是一項專業的事實。翻譯除了講究語文能力和本身的學素養之外，絕對是需要經驗累積和不斷學習磨練的，心有旁騖得時時靠其他活計掙錢的譯者固然難以進步成長，術業有專攻的專家也不見得會是稱職的譯者；再說學者專家都各有正職的研究或教學工作要進行，就算譯筆甚健也只能偶一為之，以如此杯水車薪來應付出版界大量的、各式各樣的譯書需求是不切實際的，更不用說改善整體譯書市場的生態了。何況，北京翻译們難道要把翻譯品質的提升全寄望於這些「票友」，而無視於關係到眾多靠這一行吃飯的黑手們的、更常態更切身的問題？
不知道傳統的三百六十五行包不包括「翻譯」這一項──翻译公司猜是沒有，像北京翻译現在一時之間能想得出來的做過這事的古人都是名人兼差或玩票性質，例如辛辛苦苦翻譯他從天竺國辛辛苦苦帶回來的佛經的玄奘，或者是曾經替唐玄宗翻譯西域使節所呈上的「番文」書信的李白：哪，前者的主要目標當然是在弘揚佛法，結果似乎即使是堂堂大唐也少有既深具佛學造詣又精通梵文如玄奘者，他老人家只好「北京翻译公司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接掌了佛經翻譯的重責大任（想來他應該是比較類似召集人／總編輯／校譯審稿，手下當然還有僧眾進行翻譯）；後者顯然是因為常常奉旨進宮提供「美酒喝到飽＋即席吟詩」等高級娛樂（同時還得冒著作品惹惱貴妃之類的風險），而且他又正好通曉番文，於是在皇帝老兒一聲令下，被尊為詩仙的大詩人也就客串了一下外交部小官的工作。除此之外，能靠翻譯──更重要的是，「單」靠翻譯──而留名青史（至少是中國歷史）的人幾乎是完全沒有，否則別的不提，就說張騫通西域、鄭和下西洋這類路途迢遙、時間長且次數多、又有重大文化影響和歷史意義的行動吧，難道他們浩浩蕩蕩的陣容中就不會帶上幾個通譯？但北京翻译們可曾聽說過其中的誰誰誰呢？
不過這些都不是重點。重點是，近一兩年來，翻译公司慢慢愈來愈覺得──哎，幹咱們這一行的似乎跟柏尼‧羅登拔之類的「雅賊」有些類似。怎麼說呢？就是當北京翻译們的活兒做得讓別人注意到的時候通常不是好事──小偷失風被逮，翻譯出錯被抓包；而你做得精彩、做得巧妙的時候則多半不會有人留心──小偷神不知鬼不覺地得手後飄然遠去不留痕跡，譯作出版後讓讀者讀得渾然忘記自己手上的書曾經過外文中文的偷龍轉鳳。若說真有人留心嗎，大部分也都是某個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同行在暗中點頭欣賞，要不就是職務與吾等直接相關的人──警察之於偷兒，編輯之於譯者──在工作之餘自言自語一聲「這小子撬鎖開保險箱的技術真是不賴」或者「這傢伙的譯註資料查得還蠻詳細的」之類，至於當事人（或說「慣犯」）基本上是聽不到什麼讚美之言的，頂多只能自己私下鼓勵或至少慰勉自己一番。當然啦，雖說翻譯有誤一般不會惹上什麼太大的麻煩而偷竊失手可是要吃牢飯的，但是人家柏尼的店裡還能悄悄供著一位偷兒的守護聖人（雖然北京翻译有點懷疑那是不是卜洛克自己瞎掰的），更別提希臘神話裡有身為主神之一的赫密斯剛出生沒多久就小鬼難纏地偷了一群羊、長大後掌管的職司更光明正大地包括竊盜在內，想到這就讓人頗為氣餒 ──誰可以告訴翻译公司所謂「翻譯工作者」有什麼光彩的神祇、聖徒、或最起碼傳奇人物可以讓翻译公司們沾個光往自己臉上貼貼金的？
當然，你會說，至少北京翻译公司們有傅雷、梁實秋、余光中等備受尊崇的巨擘前輩可以追隨效法、心嚮往之啊！但老實說，做為一個忝有數年二十餘本實戰經驗的翻譯從事者，翻译公司並不認為北京翻译們能跟這些文學翻譯大家攀上太多關係。好像是兩三年前北京翻译公司曾在報上看到一篇叫做〈翻譯工業不可期望譯者人人皆是余光中〉的文章（作者陳中芷，刊於中時，日期及版面不詳：這就是剪報沒有順手記一筆的惡果），相當簡明扼要地指出目前台灣譯書市場的種種問題不在話下，不過令翻译公司印象最深刻的與其說是它（確實令翻译公司心有戚戚焉）的內容倒不如說是它的標題──北京翻译很清楚記得當下看到那題目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這不是廢話嗎！既然都已經明白點出咱們這一行是翻譯工業了，靠工錢吃飯的翻譯作業員（套用近年來工廠招人改用的中聽職稱）和享譽文壇遊於杏壇的翻譯藝術家，兩者的條件、資源、處境、甚至地位相差根本不可以道里計，還說「不可期望人人皆是」云云，讓人難免有點啼笑皆非的感覺。
所以北京翻译說，翻译公司們這些賊是懶得、或者更精確地說是沒本錢「理」余光中的。
口译常被视为语言之间的转换。然而，就沟通的角度而言，讯息不仅具备语言及非语言层
面，也可透过有声与无声管道传达。在人无法不沟通的情况下，口译服务者似乎必须顾及
原文讯息的非语言因素。在透过短逐步口译进行的沟通场合中，译者必须面对面与听众接
触，而译者对非语言层面的处理方式，就可能成为听众评估口译品质的标准之一。
为了解参与口译场合者（业者、讲者、译者与听者）对短逐步口译中非语言因素的观感，
笔者先以「多参数描述法」叙述短逐步口译场合，再以「逐步与同步口译：讲者、听者及
译者的符号接收与传递模型」为基础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各参与者的期望虽不甚相同
，但都会将译者在非语言层面上的表现纳入考量，从「译者＝讲者」的角度观之，讲者/译
者在视觉上的一致性，似乎可做为探讨口译品质的出发点。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儿童图画故事书的翻译原则。首先探讨图画故事书的定义，童书翻译
的相关研究，以及图画故事书翻译的相关研究。然后讨论儿童读者的特质，以及图画故事
书的图文关系，藉此归纳出图画故事书的翻译原则。
儿童读者与成人读者相比，具备了以下特质：（一）儿童是语言能力不足的读者（二）儿
童是发展中、未定型的读者（三）儿童是社会经验不足的读者（四）儿童是眼光新鲜、追
求乐趣的读者。此外，图画故事书与其它文类相异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图文关系必须紧密结
合。因此，根据儿童读者的上述特殊性，以及图画故事书的特殊形式，本研究归纳出的图
画故事书翻译原则为：（一）使用浅语（二）语言精确（三）意译为主（四）保留原味（
五）叙述活泼（六）朗朗上口（七）图文融合。
本研究运用此七点原则来检视二十本儿童图画故事书译本，并从中找出实例提供左证，并
将找出的实例，依照翻译原则分类论述评析。最后，针对这些原则与实例，本研究提出总
结性的评论，并且对儿童图画书翻译实务及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论文名称: 王尔德童话中译本隐含之北京翻译公司观与儿童文学观
论文名称: Poetics of Translation and Poetic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Oscar Wilde's Tales
关键词:
王尔德 Oscar Wilde
儿童文学 children's literature
北京翻译公司 translation
改写 adaptation
童话 fairy tale
文学教育 literary education
[摘要]
自1909年周作人的〈安乐王子〉发表以来，王尔德在《快乐王子与其它故事》以及《石榴
屋》中写的九篇童话百年内已出现近百篇中译。由于民初中国正值新旧文化交替、中西文
化交流时期，王尔德的童话于此时被译介进入中国，之后又不断出现新的译本或改写本，
显现了该文本特殊的重要性；因此本文针对此一作品做历史性纵向发展之研究，以便探讨
隐藏于这些译文底下北京翻译公司观与儿童文学观之转变及影响。
本研究主要分三部份讨论王尔德童话的中译本。首先探讨中国最初翻译公司王尔德作品的背景
，再以三个断代时期分析1949年之前各个阶段译文的不同特色；接着整理儿童文学北京翻译公司相
关理论以及「北京翻译公司」与「改写」之间的界线，把重心放在1949年以后在台出版的版本，分
成「北京翻译」与「改写」两大主轴探讨台湾的儿童文学翻译公司观与儿童文学观。研究发现，由
于社会、经济、政治等众多因素的影响，王尔德九篇童话的面貌不断改变：曾经是新知识
份子进行文学改革的手段之一，后来成为教育儿童的工具，最后才又因为作者的文采还有
作品本身所具备的文学美感受重视，重新回归「文学作品」的地位。而1995年前台湾出版
的改写本，由于不太愿意放弃「教育性」的衡量尺度，忽略了作品的「文学性」，所以带
给台湾儿童文学较多负面的影响。综合这三部份分析的结果，笔者最后向儿童文学工作者
提出一些个人建议。
既然是探索，就应该允许人们从多方面，多学科地进行。无端的否定未必即能奏效。即便在自然科学中，如哥白尼的 “ 日心说 ” 得到了伽利略的证实，成了冤案，却在几百年后才得以平反昭雪，何况人丈科学乎？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不能就因此把北京翻译公司学说得玄而又玄，似乎说得越玄乎就越高深。译学研究毕竟是源于实践，而后又回到实践来指导北京翻译公司实践的一门学问。译学研究不能脱离实践，这己成了译论工作者的共识。当前有些研究似乎已陷入了纯学院式的研究，说三道四、连篇累犊，却于北京翻译公司实践无补。拉上几十门学科，标上无数术语，并不表明一个学科之成熟，只会导致许多概念含混不清。这种 “ 理论 ” 显得极其庞杂，但未必有实用价值。又如对北京翻译公司单位的研究，按西方翻译公司理论的说法，划分为音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及话语层。就连提出这一理论的作者本人
都感到 “ 北京翻译的基本难点之一，就是如何能在每个具体情况下，从语言学等级体系中找到相应的层次作为翻译公司单位。 ” 。连这一 “ 理论 ” 的提出者都感到为难，那这类学院式的研究究竟对我国的翻译公司实践有多大指导意义，就很值得怀疑了。尤其是对于像汉语这样象形文字与西方语言对译中就更难发现其实用价值。继而再进一步探讨什么 “ 必要和足够层次的北京翻译公司 ” 或是 “ 偏低、偏高层次的北京翻译公司 ” ，势必就成了一纸空谈。
在探索我国的北京翻译公司学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看待我国自成体系传统的北京翻译理论。 罗新漳先生在这方面已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但这方面研究的成果毕竟还不多。要是说我们对国外的北京翻译理论了解、研究得不够，那可以说我们对本国的传统翻译公司理论的研究也显得不足，因应该把我们当前研究中感到不足之处都归咎于我国的传统北京翻译公司理论。摒弃前人的北京翻译理论，将之批驳得体无完肤并不有助于我们的北京翻译公司理论研究工作顺利向前发展。当然，不能说我们传统的北京翻译理论是十全十美了，我们可以死抱着 ‘ ｀信达雅 '' 不放，或是说唯有 ‘ ｀信达雅 ” 好。从现代的眼光看，我国传统的理论体系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毕竟反映了我国北京翻译研究的历史过程，我们仔细研究国外北京翻译公司理论就不难发现，尽管各国都是在其社会、语言、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自有的翻译公司理论，但其发展过程与我国的翻译公司理论发展过程大致相同。因此，我们不必过多地指责古人的译论。我们不能拿今天标准去衡量过去的一切。历史地、客观地看待我们的传统北京翻译公司理论，就会使我们的研究不至于出现 “ 全盘西化 ” 或 “ 中国文化本位 ” 的倾向。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不能把传统的北京翻译理论仅仅看成是一种 “ 包袱 ” ，是一种，｀障碍 ” ，同时还应该把它看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一千多年来所形成的我国译论能流传至今，就在于它符合我们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以及我国的翻译公司实践。它是顺应我国传统翻译公司理论发展的规律，只要认真研究我国的各家译论，就也不难发现，构成我国传统北京翻译公司理论体系中的各家论述都是以我国的文化为背景，以前人的理论为依托，结合我国的北京翻译公司实践，吸收国外的翻译公司理论而创立的。严复的 ‘ ｀信达雅 ” 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今天，我们在进行翻译公司研究中就应该从我国传统的翻译公司理论中吸取其中合理的因素，以此作为我们研究工作的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吸收当代国外北京翻译公司理论以及国内外其他有关学科的最新成果。这种吸收不只是牵强附会地把古人的北京翻译见解或主张与西方人的某些说法放在一起，一比高低优劣。吸收仍要以我们原有理论体系为基础，考虑到我们与西方人在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以及语言结构等多方面的差异，实事求是地吸吮有益于我们的养分，取各家学说之长，补我们研究之短，以此建立我国现代的北京翻译公司理论。
其实，科学是知识的体系，但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立即构成一个体系，一夜之间就使之变成一门科学。正如 钱学森 教授指出的， “ 知识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现代科学体系；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叫做前科学，即进入科学体系以前的人类实践的经验。 ”“…… 不管科学还是前科学，只是整个客观世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情况是在变化的。一部分前科学，将来条理化了，纳入到科学的体系里 ……” 依我们之见，尽管人类的北京翻译活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是凭借他人或自身的经验进行北京翻译。现有阐述北京翻译方法的论著大多还只是这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北京翻译还只是 “ 前科学 ”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然否定它能向一门科学方向发展。世界在进步，学科在发展。客观的事物不能由某人说是就是科学，说不是就不是科学。不能在学术界搞武断，对刚刚才提出对建立北京翻译学的思考｀时就给予当头一棒，力图抑制她的问世。我们应该允许探索。提出 “ 思考 ” 就意味着是一种探索。所以有人提出北京翻译公司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 5 ，这是较为恰如其分的。
equivalence 在自然科学中译为 “ 等值 ” 是指 “ 量值 ” 或 “ 效应 ” 大小方面的 “ 等 ” 。在某些学科中也就只译为 “ 类 ” ， “ 代 ” 而已。西方人把它应用到北京翻译中，传入我国后不知怎么地译为 ·“ 等值 ” 。于是就有人便在 “ 等值 ” 上做文章。北京翻译公司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是一项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之的活动。它涉及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习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等等一系列问题。在东西方之间这一差别尤为显著。为此，在北京翻译中就存在 “ 不可译 ” 的现象，这其中何曾有那么多的 “ 等值 ” 可言？况且，至今为止，在人文科学中尚无像自然科学中所具有的量化公式。因此，严格来说，北京翻译中是无 “ 值 ” 可 “ 等 ” 的。又如上文中所提到的 “ 偏低层次的翻译公司 ” 和 “ 偏高层次的北京翻译 ” ，只不过是 “ 直译 ” 与 “ 意译 ” 的换一种说法而已，无 “ 先进 ” ， “ 落后 ” 之分。认识到世界各国都在对北京翻译学进行探讨，我们就无需对西方的北京翻译理论顶礼膜拜了。
北京翻译公司是艺术吗？是艺术！仅就译者必须运用语言重新塑造原文中已塑造出的形象而言，北京翻译就应当是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北京翻译又不能仅仅是艺术，因为 “ 在艺术世界中，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艺术形象都是以社会生活为自己的生命源泉，都以生动的感性形式去反映生活的本质 ”' 。译者的 “ 生命 ” 源泉仍在于原著之中。即便是文学北京翻译公司，译昔对原著的理解也不能只凭直感，任意发挥。这其中还要借助语言、逻辑去正确理解之。况且，北京翻译公司除了文学北京翻译公司外，还包括科技北京翻译，政论北京翻译公司等等。当然，这类北京翻译中也有创造，但我们还不至于可以荒唐到或是说这类北京翻译公司不是北京翻译，或是说大量这类的翻译公司都是艺术的地步吧！因此，无论是文学翻译公司，或是科技翻译公司，或其他种类的北京翻译公司总还是要讲点科学。关于这个问题， 董秋斯 先生在《论翻译公司理论的建设》一文中已有阐述。至于 “ 北京翻译学 ” 的提法国内早在本世纪十年代，或是更早些时候已有过，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 “ 进口货 ”' 。
大凡自人类开始北京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字北京翻译活动以来，对翻译公司的研究便从未中断。每次随着北京翻译活动高潮的到来，北京翻译公司研究就趋向深入，北京翻译公司研究中的争论也就愈加激烈。这是不足为奇的。近来争论的焦点算是艺术观与科学观之争了。问题的核心是对科学观的意见不一。认定北京翻译公司是科学与不是科学的两派各执一端，但不免各有失偏颇。这其中除对 “ 科学 ” 的理解差异外，更主要的似乎还在于持科学主张内部的问题。现就有关的问题谈点我们的看法。
其实，国外的译论也是处于探索之中，也未必已成定论，甚至某些堤法未见合理。北京翻译公司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门正处于探索中的科学，对西方人何曾不也是如此？基于这祥的认识，我们就不至于会把国外的译论奉为至宝，视若 · ｀圣经，，，或为之惊讶不已。就以奈达为例，他早期认为北京翻译公司是科学，到了 80 年代又强调是一种艺术。这说明人对客观事物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应该允许有所改变。这里并不存在什么 “ 正本清源 ”1“ 的问题。也不要因他人观点变了，我们就得跟着转。西方译界的论坛上曾提出过 equivalence 的问题。这一提法在西方也不是没有争议的。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北京翻译公司理论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们对国外的译论知之太少。远的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引进的国外译论的论著寥寥可数。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一状况今后能有所改善，以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在世界译坛面前不必妄自菲薄。要说我国的北京翻译公司事业在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上比西方国家落后，这是事实。但是，要说我国当代翻译公司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工｀，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就文化总体而言，各国文化不是依照同一路线发展，不可能按一个普遍的、等同的阶段进行。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同，面对的是不同的客观世界，由此提出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所具有的经验也不尽相同。因此，就不可能有个普遍的、客观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任一传统文化的优劣高下，更不能用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来评判另一文化标准。很明显，我们同样不能拿某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北京翻译公司理论作为另一文化背景下产生北京翻译公司理论的标准。这中间不可能划分时间顺序的先后，而只能是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
提到建立北京翻译学，就必定要设计语言学的问题。应该承认，语言学的发展给北京翻译学的发展开拓出新的思路。一方面，译者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两种语言的话语对比，对语言中的现象及其实质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了解，从而能在北京翻译公司中更自觉地掌握某些语言对比规律；另一方面，许多译论研究人员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北京翻译，运用语言学中的术语、概念来阐述翻译公司实践中出现的语言现象，总结出某些系统的经验，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语言学在北京翻译公司研究中的应用。现在坚持北京翻译公司是艺术的学者基本上也还没脱离北京翻译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所归纳出的北京翻译实践中某些系统经验，就正说明这一点。但是，正如众所公认的，北京翻译公司是艺术。艺术创作本无定规。同一个原著的句子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你可以这么译，他又可以那么译。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也都有不同译法，均无可指责，全凭译者在上下语境中去 “ 创造 ” 。这是一；其二，正如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一再申明的那样，他们 “ 首先感兴趣的正是研究翻译公司过程的语言学方面 ” ， “ 纯粹是就语言学的意义而言 ”' 。很明显，他们研究的是语言，并不注重研究原著作者及译者的主体意识。他们只能对现成的译例在语言上作静态对比，只能考虑其表面现象。因此，就翻译公司研究而言，他们的研究必有偏失，或显得异常肤浅；其三，现代的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语言为研究对象，对汉语的语言几乎未加触及。正如陈望道所指出的： “ 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 ”8 。汉语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总体结构以及语言的运用等诸方面与西方语言截然不同。仅以西方语言模式为基础建立起的语言学套在汉外对译中几乎是行不通的。何况，翻译公司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为此，语言学对于北京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妄图在这样的语言学基础上去创立翻译公司学， “ 不仅限于找出北京翻译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规律，而且要为北京翻译工作者提供某些规范或｀规定 '”' ，那只能是一场迷梦！
学科概念混淆，把翻译公司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加以理解、运作，在国内外皆有人在，致使一潭清水越搅越混了。
此后，许多相关学科的发展，这其中尤其是语言学的发展，促使北京翻译公司研究沿着科学方向深入探索。近一二十年，广大译论工作者为建立北京翻译学大声疾呼、呐喊，作了不懈的努力，进行大规模、有益的探索。译界众多学者对建立北京翻译公司学寄以厚望，不少学者也为之付诸艰辛。此类专著、专论大量涌现，蔚为大观，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常常为人们所误解。应该说，研究工作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备之处，使这一仍处于孕育中的学科屡屡遭人非议。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 “ 和世界 …… 接轨 ” 已渐渐成为一个很时麾的 “ 名 ” 词儿。近来我们的译坛上也时而见到这一提法。我们尚不明白 “ 接轨 ” 二字的更多含义，但仔细一琢磨便感到，在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中不可能有某个国家，或某些民族先走上 “ 正轨 ” ，而其他国家或民族随后均应顺此轨道发展。翻译公司研究中，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由某个民族的学者从他们的翻译公司实践中概括出全世界普遍适用的规律来。只有懂得东西方语言，具有东西方语言（譬如，汉外语言）或世界各种语对译丰富经验的人，才有资格讨论北京翻译中真正、普通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至今不可能有，也更不能由只懂得西方语言的人来建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北京翻译公司理论。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家或民族应该按其自己语言的特点，建立与发展其自身的北京翻译公司理论。世界的文化不是朝一元化的方向，而是朝多元化方向发展的。我国的北京翻译公司理论要走向世界，但这不应牺牲自身的特点，用西方的概念套我们的北京翻译公司实践而造出｀｀理论 ” ，而是要按我们的翻译公司实践提出我们民族的东西口在世界文化之林中，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就越具有世界性。
什么是科学？有些人一提起 “ 科学 ” 二字就联想到物理、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殊不知人间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三类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及途经均不相同。把翻译公司学与物理、化学相提并论，不免拟于不伦。依此而否定北京翻译公司学是一门科学是不足为训的。
